百科之家

　　作者简介：王利芬，原央视著名主持人，199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，获得文学博士学位。2005年及 2008年先后创办了《赢在中国》、《我们》栏目，任总制片人兼主持人。2009年9月，辞去央视公职，开始创业，2010年3月6日优米网上线。网站定位为“服务于国家和知识群体”的网络电视。其中的一档名人栏目，因拍卖与史玉柱对话的时间而名声大震。
创办优米网之前，我在中央电视台待了十五年，中间实际上可以说我换了三个工作。

　　博士毕业的时候，我到新华社去实习，新华社就靠写，那时候我写博士论文一天能写七千字，我说写对我来说太不是事了，我就觉得文字记者太没劲了，因为写东西 太容易了。我大学博士论文是用电脑写成的，那时候我的电脑是北大第一台三八六电脑，现在还在我家里。买了电脑之后我要学打字，练五笔字型。光练五笔字型太 没劲，那我就打个小说吧。那时候我是做文学评论专业的。写完了就把小说寄到最牛的文学杂志，《当代》，用笔名。竟然发表了。杂志编辑跟我说，你最好每天练 习写作。

　　我到新华社实习两到三个月，跟着他们最牛的国内部记者，采访完之后就写，我就觉得写这玩意儿一点意思都没有，没什么挑战。我一看这有啥意思，我说我要到电 视台去实习看看。1994年的时候，《东方时空》刚开始，一进去就感觉到整个氛围充满激情，而且我遇到了一个我不会的东西，机器一闪我就傻了。电视台不是 靠写的，电视台靠画面，靠摄像实现你要表达的东西，你要跟摄像合作不来你就只能干着急，画面该有的没有，用天花乱坠的文字也补不回来，错过了新闻现场你就 什么都没有。我说这个过瘾。我有写地本事和才能，先把它留着，先弄我不会的。这多过瘾，这太好了，我死都要上电视台工作。我就到了《东方时空》。是《东方 时空》的魅力把我吸引过去了。进去之后马上开始做《焦点访谈》。那个时候我就确立了我的志向，我要做一个像法拉奇那样的记者。法拉奇是文字记者，但是她太 令人敬佩了，她太有本事了。我去新闻调查做记者，新闻调查不就是提问吗，就像法拉奇采访一样。那个时候为民请命、反对腐败贪污，我们做了很多揭露性的报 道。我做了五年的调查记者，那时候调查记者的工作对我是很有吸引力的。这种吸引力来自于强烈的正义感和舆论监督的想法。

　　我在新闻调查的时候曾经两次去朱镕基那儿，被朱镕基接见了一个小时。也不是去采访他，是跟选题有关。我做上海的政府机构改革，那个时候哪有记者敢做政府机 构改革的，领导就把我就叫到人民大会堂去。一做这个选题就要找中宣部；最后还要到朱镕基办公室。我就开着那时台里给新闻调查记者配的红色小捷达车去了。那 个时候觉得自己是为民请命、很正义、很有良知，觉得工作特别有吸引力，把一些贪官污吏弄出来，特来劲。

　　后来时间长了之后，我发现有问题。那个时候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还是以经济的改革开放为中心的国家。但我不懂经济，不懂经济，我就发现所有新闻调查记者 的报道，都是凭着这样一种正义感：《焦点访谈》记者说，你看国家红头文件是这样的；采访对象说，是这样；记者说，那为什么你不是这么做的？我们惯用的就是 这种手段。后来越长大，生活阅历越成熟，你就越觉得不是这么回事。他们这样做有他的难处，背后是一个环境和一个制度，让他必须这样做，要不然他没办法弄。 人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。但我们就拿着国家的红头文件，这就是尚方宝剑，这样你就把人家搞了。如果说你有所判断的话，都是在道德层面判断。一套的节目，《新 闻调查》也好、《东方时空》也好、《焦点访谈》也好，道德判断特别多。但是在除道德之外的其他层面，却没有更深地理解。尤其是在整个国家以经济开放为中心 的这样一个时代里，深层的运转逻辑我不清楚。

　　五年之后，我发现这个吸引力就在减退。1999年我去夏威夷陪读，我先生在那儿读书，正好怀孕生孩子，我实际上歇了一年。回来之后，正好当时央视的经济部 主任找到我，想要我到那儿做《对话》的制片人。当时就是说跟的大企业老板，比如世界五百强的CEO对话。我就说这个可以，通过微观经济、一个一个的公司来 理解这个国家。于是中央电视台对我的吸引力又开始了。等于一种吸引力消退的时候，另外一种吸引力开始了，我开始用经济频道这样一个平台来了解整个国家经济 的运转。

　　这跟我个人的想法的变化是相关的。在揭黑幕的过程里，你发现有很多东西，实际上是你根本报不了的，稍稍遇到一点背景你就报不了。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，很多 片子根本播不出去，能播出去的东西，有的时候说老实话，根本不是我们最深恶痛绝的东西。当机制和体制不改变的时候，这样的案例会成千上万，穷极我一生我也 弄不完。它会不停滋生，你弄完了一个东还有一个西出来，后天还有别的出来，你弄得完吗？所以我那时候发生了巨大的改变，我开始觉得，如果你想对这个国家有 用，不是揭露它的个别的黑暗，不是去把这些案例都弄出来，而是要做一些建设性的东西，我把好的给你看。这是一种方式。所以我做《对话》的时候，国外那些五 百强公司的CEO走到镜头前，他待人处世的方式、思维方式都进来了。我说我要把好的东西带给大家。

　　这个过程就是这么完成的。反正那时候我有好几个节目是没播出去的，那时候起早贪黑，到地窖里去，最后人家一个电话敷衍了你。我就说我的生命是有限的，而且 我的青春也是很短暂的，我干吗不去做一点积极有价值的事情，同时能够理解这个国家是怎么运转的呢？我开始读周小川、吴敬链的文章，去了解中国各个体制的改 革，财税的、外贸的、汇率的。我去捧起曼昆的《经济学》一页一页读。我本来也不学经济，我学文学评论，离得很远，根本不懂经济，所以我要开始学习宏观经 济、微观经济。《对话》能够迅速做出来，也跟我是学文学的有关。因为我能把经济搞得人文化，大家能够接受，其实这就解决了一个大众化的过程，所以《对话》 做得很好。做好之后，我们赵台长就说，你能不能把《经济信息联播》创办了。

　　我说可以，你想想，做经济信息联播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你要对整个经济运作都了解，每天宏观经济、微观经济，什么都要做，那就要特别懂。因为我是部主任，我 要审片。我说太好了，是一个学习过程，而且要打造新闻直播线，我以前做的都是新闻专题，没做过直播线。我这个人就是这样，你要让我重复，不如让我去死。做 了三年半《对话》，一年多的《经济信息联播》、《第一时间》和《全球资讯榜》，打造了二套整个财经新闻直播线。我那时候经常就是一个电话打过去，说这个玩意儿我听不懂，你跟我说说，然后我才能审片。那个时候很多朋友帮我，不容易，自己在那儿折腾。然后完了我就开始厌倦了。

　　因为我那时候升成了主任，主任是一个不尴不尬的职务，上不靠天下不靠地。我底下是十几个制片，二十多个主编。我是喜欢一步到位的人，就是说我希望我的能力 能够直接表现在屏幕上，协调不是我的长项。但做中间的人要协调，协调上协调下。我一看这个节目根本不代表我的水平，我够天也够不着，够地也够不着，又不能 一步到位跟主持人或者记者说什么，要不主编和制片人干吗去。所以我一看，这不行，那个时候我就暗暗申请出国留学。做《对话》的时候我留下很大的遗憾，因为 我的教育经历非常完备，但就是没有一个海外留学的经历，我必须要把这个经历完成，因为如果没有留过学，你对很多人的认识是不到位的，看起来认识，实际上别 人说的你不懂。 对别人文化的不懂，很多都不懂。当时我因为做《对话》跟很多海外人士接触，觉得还是有障碍，就是一种感觉。所以我就说我必须要留学，而且我一定要作为一个 个体去西方，此前都是跟着领导人出去采访，从宾馆到出租车，从出租车到机场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当时台里说你不要走了，给你提拔，或者你就去三个月好了。我 说三个月不行，别人告诉我三个月正是在国外最难受的时候，一定要坚持下去。那我就去一年吧，不提拔就算了。所以当时就放弃了所谓的提拔，其实人家也没有说 要承诺提拔你，意思是你要是待下来继续做贡献的话，提拔的机会大，你奋斗了这么久，马上出国就没了。

　　这一年在国外，那是接触了大量新东西，到美国各个大电视台去看，到布鲁金斯学会去看、到民主党的总部去看，在各个城市飞。那时的条件特别好，还配了一个助 手。我回来写一了一本书叫《对话美国电视》，主要讲西方电视台是怎么起来的和怎么运作的。回来的时候，其实我挺想走的。

那个时候我要走，肯定就会做一个内容提供商。因为我的全部本事就是内容制作，我会直播，我会新闻专题，我会谈话节目，我除了娱乐节目没做过，都做过了。我 在美国看了一个节目，特朗普的《学徒》，就想我要回来进行本土化。在本土化的过程里，我要制播分离。我对台里说就别再给我安排一个什么官了，我就拿这个官 换一个制播分离的制度，制播分离，分到央视风云，这也是一个国企的单位，但它比台里舒服多了，也要灵活。所以我就把《赢在中国》这个事情做起来了。

　　做《赢在中国》时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模仿《学徒》。因为上海电视台做了一档模仿《学徒》的节目，不是太成功。做《赢在中国》，有一个特别大的愿望是，我在 国外看到一个网站，上面说，中国大学生找工作的过程非常艰难，很多人开始都找不到工作，2004年的时候，大学扩招的结果已经显现出来了，十万大学生在国 展中心，人挤人去找工作。我当时想，几百万大学生都找不到工作，居然还超男超女那么热闹，我就说这个国家很奇怪。在中国，很多大学生都是农村的孩子，能够 上大学，那都是顶了天的大事，但最后大学一毕业等于失业。我就想，我得让这些年轻人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来生存，哪怕摆一个茶叶蛋摊，你也能够养活你自己，说 不定还能雇个人。他们需要人去激励他们。于是我最后把励志和创业结合起来，做了《赢在中国》。当然，我借鉴了《赢在中国》的一些手法，但是灵魂一定是自己 的，电视表达手法可以用它的。不过我承认，《学徒》给了我特别大的启发，那就是，原来电视还可以这样做，还可以做这么好看，比电视剧还要好看。

　　《赢在中国》前前后后做了两年多，然后中间我说大家不能都讲致富，还要用央视这个平台来提倡一种文明水准，要有尊严，让人尊敬，还有软实力，抱着这种想法 我就做了一个节目《我们》。

　　现在我出来创业，但其实我2005年从美国回来我就知道电视在衰落了，美国电视全部在衰落。然后我就开始关注新媒体，我必须找到新的东西吸引我，所以我找 到了新的东西，就是现在做的优米网。总之，我在中央电视台的生涯可以分三个五年，五年调查记者，五年和资讯，五年的《赢在中国》和《我们》。现在新的五年 开始了，我必须走入新的新一轮。

　　让我来描述优米网，它就是一个立体交叉的平台，是和我的服务对象更好的交流的一个平台。未来我希望它能够影响更多的人。我希望能够在中国未来的媒体发展里 面，有自己一席之地，或者一个声音，这个声音多大多强取决于我们的努力。当然我们希望更大、更好、更强，但是它还在初创阶段，我仍是如履薄冰，还真不能说 大话。本来我的起点就够高的了，大家的期望值特别高，我没有办法管理别人的期望值，但是我一定要告诉大家，这条路特别艰辛，没有人走过。本来任何一条创业 的路都很艰辛，而我还硬是要把苹果跟梨搞在一起，长出一个新东西，就更会加艰辛，更加需要你小心翼翼。（本文由王利芬女士口述，李翔整理，未经王利芬女士审阅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