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从铁道部前新闻发言人王勇平黯然离职,还“敢于”为中国铁路发展“摇旗呐喊”的,也许就剩王梦恕一人了。
这位中国工程院院士、著名桥隧专家、全国人大代表,近年因屡屡对高铁发表言论而闻名;但是他又与铁道部格格不入,经常批评前部长刘志军。他对铁道报社的记者说:“采访我干什么,我说的话你发得出来吗?”他说王勇平“连一张报纸都抓不好”,“完全领导讲话,没有基层情况”。
他是温州动车事故调查组的副组长,但他对调查报告只打了60分。“这份报告把技术问题拔得太高,结果打击了整个中国高铁产业。事实上真正的问题在管理。”调查中有媒体让他发表意见,他说可能是“司机太劳累了”,结果引来骂声一片。
很少有人知道,他曾为技校学生求职奔走,为受剥夺的商人呼吁,为贫困的退伍军人谋求生路。他曾强烈抨击“鸟巢”设计方案,并上书国务院和北京市政府,最终促使方案更改———原方案里,鸟巢上方有个遮雨的“盖”,可以拉伸、回缩。但王梦恕以工程师的敏感嗅出了危险:万吨钢材肯定拉不动,而且可能掉下去砸死人;由于通风性不好,鸟巢会像一口蒸锅,让参加奥运开幕式的全球宾客汗如雨下。
王梦恕说,他做了两届全国政协委员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。每届提交的提案、议案有五六份,都花了心思,自觉无愧使命。
“我家现在就订《羊城晚报》。我老伴也看,说你们报纸能讲真心话,能看到社会的真相。”王梦恕说。
3月4日,在河南代表团驻地,他接受了羊城晚报的独家专访。
谈事故
说高铁技术不行,损害国家利益
当初我们高铁要走向世界,(向海外买家)提了三条要求:用我们的技术、我们的标准、我们的设备。现在说技术不行,谁敢用你的?
羊城晚报:您对7·23温州动车事故的调查报告满意吗?
王梦恕:基本满意,打个60分。
羊城晚报:那也扣了40分。
王梦恕:有些问题不好说。当时叫我发表意见,我就讲设备不是主要问题,没这个设备你也不能追尾,就是一个管理问题、责任问题。
我说司机可能很劳累,现在证明只设一个司机是错的,必须有副驾驶。这早就有规定的,但铁道部改革要节约人力,给取消了。一个人在高压电下开车,喝水、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,不能离开岗位啊,只能穿尿不湿。这算什么?
但我说这话,铁道部就有人来施压。
羊城晚报:这话引起社会争议,人家说你把责任归司机了。
王梦恕:这是管理问题。司机是很好的,都殉职了。关键是要吸取教训。
现在把原因归结为技术问题,造成二十几个国家对中国高铁不信任。当初我们高铁要走向世界,(向海外买家)提了三条要求:用我们的技术、我们的标准、我们的设备。现在说技术不行,谁敢用你的?严重损害国家利益!
有些记者乘机否定高铁,我很生气。我去日本开会,日本人说我们就喜欢你们闹,自己否定自己。人家日本新干线有一次事故死了106人,本来是技术问题,硬说成责任问题,表面重罚了司机,私下给他补贴很大,就是为了保护技术出口。我认为这也要实事求是,关键是不要夸大技术问题。
羊城晚报:您是事故调查组的副组长,这个调查组是怎么运作的?
王梦恕:分管理和技术两个组,我负责技术。技术组是做模拟试验,来看究竟发生什么问题,是找原因、找缺点、找方法,给下个产品提供经验。这个是从知识分子的角度出发,而不是说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。
后来发现不对啊,你这样找漏洞,他们搞管理的就乘机把责任推到这里。
谈高铁
高铁没乱花钱,技术水准不低
1公里高铁的造价不到2个亿,包括管理费,这是最低程度了。
关键的路、轮子、钢轨、桥梁、隧道绝对没问题,是按百年大计来设计的,技术水准很高。
羊城晚报:这几年高铁发展很快,但是公共形象不好。大家觉得铁道部政企不分,投资不计成本,有很多腐败、天价采购,您怎么看?
王梦恕:先讲造价问题。铁道部的钱是管得最死的,1公里高铁的造价不到2个亿,包括管理费,这是最低程度了。很多施工单位在建设过程中钱不够,要自己贷款,不贷要停工啊。每个铁路局每年光贷款利息起码5个亿,40个局就将近200个亿。建铁路国家没有财政拨款,除了青藏线国家给了300亿,其他都是贷款,所以不存在乱花钱,相反它是精打细算。铁路是国家的大动脉,修铁路国家应该出钱。
政企不能分家的原因,一旦出事马上可以全力以赴扑上去,财权集中。政企一分开,企业就不听你的了,你要我调兵我不调,叫我降价我不降,将来人为造成矛盾。日本的核电站因为是个企业,要在中国早管死了。它就没管死,危害老百姓。
羊城晚报:那腐败的问题?
王梦恕:腐败敛财是少数有权的人,像张曙光。第一线工作的都没钱,而且这一段谁干的都有记录,分得非常清楚,一旦出问题肯定跑不了。这种情况下没人敢偷工减料,不敢。
羊城晚报:公众担心,高铁这么“大跃进”,工程质量能不能保障?
王梦恕:我觉得这里不存在赶工期。关键的路、轮子、钢轨、桥梁、隧道绝对没问题,是按百年大计来设计的,技术水准很高。
比如轨道我们要保证2毫米的精确位置,北京到上海温差很大,钢轨那么长,怎么保证不因为热胀冷缩改变间距?不管南方北方,不管冬天夏天,完全给你定死,这技术德国日本这种国家没有,我们是国际领先的。轮轨技术解决了,整个稳定性、可靠性都没问题。
这次出了事(7·23事故)也不是轮轨的事,那是管理的问题。
羊城晚报:动车事件后,高铁就慢下来了。
王梦恕:一个是搞得太快,资金链断了,都停工了。将近春节,(工地上)矛盾将近4000多起。
但我在很多会议上,就讲高铁的必要性和紧迫性,因为我们13.7亿人口,人均铁路长度不到一支烟那么长。孙中山当全国铁路督办时候,定的标准是17万公里,我们离这个指标还差8万公里。人口那么多,货运量那么大,尤其北煤南运,现在由于铁路线不够,南方大量县城缺电,所以必须加快铁路建设,包括高铁和重载铁路。
现在高铁建设速度不算快了,越拖损失越大。
羊城晚报:但我们高铁时速追求“世界最快”。
王梦恕:我们的标准是最高350公里,实际上不会跑这么快的,宣传上吹牛。汽车最高时速200公里,哪有人真开这么快的?这是没有宣传好。
谈履职
监督政府,我经常提意见
牵扯到人民利益,杀死人不管,我是很气愤的。
很多企业代表搞形式、说假话,这两个毛病不改,会出很大问题。
羊城晚报:您做了两届政协委员,三届人大代表,马上要卸任了。最大的感受是什么?
王梦恕:责任感,要反映老百姓的意见。一个是监督政府,我经常提意见;再一个牵扯到人民利益,杀死人不管,我是很气愤的。
我写提案议案都是自己写、自己签字,不想多找几个代表、委员联名,好像压人家一样。老百姓感到我是很认真的,很多难题都愿意找我。
羊城晚报:都是什么人找您?
王梦恕:像农民、工人,还有商业界的,最多还是农村的,打架死了人,没有依法处理。还有的技校承诺安排工作,结果学生毕业8年了都没安排,这些都解决了。
有次单位的人给我电话,说北京动物园后面6栋家属楼的退休老职工找我,搬进家属楼一年了,暖气、天然气都没装。我说我在外出差,你们给他写意见,签我名字转给北京市建委,没两个月就装起来了。后来老百姓敲锣打鼓给我送锦旗。
你只要给老百姓做点事,他们忘不了你。很多企业代表把当代表作为拿利润的手段,根本不考虑百姓利益。搞形式、说假话,这两个毛病不改,会出很大问题。
我硬碰硬,也得罪了不少人。有别的代表说,这不是人大代表的思维。我说代表可以不当,但议案还是要写。
羊城晚报:有没有遇到过报复?
王梦恕:到现在还没有。我相信他们也不会,很多干部是好干部,不会的。
刘志军也有优点
他后来搞不正之风被抓了,那是另外一回事
羊城晚报:您怎么看铁道部的宣传工作?王勇平离任,就没人顶上了。
王梦恕:出现失误都想掩盖住,你问问题,他们没人敢说话。
我帮铁路职工说话,因为他们很辛苦,付出大、待遇低,肩上有杀头的责任。建铁路很艰辛啊,你们记者应该到基层体验一下,铁路是怎么运行、发展的,多宣传点好的。
以前刘志军对宣传压制很厉害。他没倒台的时候,我批评很多;出问题了,我不能落井下石。刘也有优点,要不是他突破那么多困难,高铁发展是很难的。第一条线路开通后,他敢坐到司机的位置上,一出问题他最先倒霉,所以哪个施工单位也不敢乱来;每天最晚关灯也是他,这是值得敬佩的。后来搞不正之风被抓了,那是另外一回事。
作为记者,你们要客观看待这些。
鸟巢加顶盖
我坚决反对
羊城晚报:您也有工程方面的议案吧?
王梦恕:北京鸟巢原来要加顶盖,我说不能加。200多米的盖子,下雨了要盖上,近1万多吨的钢材在上面滑动,行不行啊?拉不动!拉掉了砸死人,下面3万人!这是力学常识。
开始还不给解决。我就给温家宝总理、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写信。我说北京地铁出入口防爆门3米乘以4米,经常拉不动,这个更不行。最后就取消了,省了2万吨钢材,温度问题也解决了。
还有北京供水问题。南水北调修的是明渠,水不干净,北京也分不了多少。我看了松花江的水,东北地形图一做,发现水可以自流到北京水库,用隧道最好。整个工程500亿,一举解决北京供水。今年我又再次提了意见,发改委很重视。
卸任后专心写书
羊城晚报:您卸任人大代表之后,打算怎么安排生活?
王梦恕:我到年底74岁了,但闲不下来。一是带学生,二是很多重大工程出问题,让我去帮忙解决。
卸任了可以更专心地写书,要写《铁路发展史》,写《中国隧道修建历史》,准备500万字,都要开始了。今后就算不是人大代表,我还是要坚持我的立场。
文/羊城晚报特派北京记者 曾颂 张演钦 薛江华 尹安学 实习生王玲
Tags:高铁 | 2012-3-7 | 发表评论